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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

时间:2022-07-25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自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尊史》,意思是要掌握世间大道,必须先研究蕴含着“大道”的历史;把握史学,才把握住社会规律。

  龚自珍十分重视史学的研究,我们熟悉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亦是出自他笔下。在《尊史》文中,龚自珍还谈到了一个优秀史官应该具备的条件:“善出入”。所谓“入”,指广泛地了解和熟悉自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天下山川形势、社会风气到礼仪、政治、军事、刑法等,都应达到“皆知之”以至“如其言家事”的熟悉程度。所谓“出”,是指在充分掌握并深入钻研上述史料之后,找出其内在的规律性,作出全面而又正确的评论。“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翻阅中国史书,可见其中一个特点是:写“史”也是论“经”,说“事”也是说“理”。《史记》里有“太史公曰”,《资治通鉴》里有“臣光曰”,这都是史书的作者在讲述史实之后、又在论述其中的得失道理。

  中华民族历来就高度重视历史,强调尊重历史、赓续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些古语道出了先人对历史的敬畏和尊重。将历史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绝非是因为中国人对未来缺乏想象而总是回味过去。人们通过写史、论史、读史,总结大量兴亡规律和众多得失经验之后发现,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述往事,思来者”,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因此具有把自身的社会活动,置于“古”“今”“后”相联系的历史长河中加以看待的自觉自律意识。

  “以史为鉴”的理念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典籍《尚书》中就已经出现。《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监”即“鉴”,意思是要从夏、殷的灭亡中获得鉴戒。秦的速兴速亡引人深思,西汉初期,以陆贾、贾谊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兼史学家,通过总结秦朝兴亡、天下得失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新语》《过秦论》等作品,以资借鉴,对西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了宋朝,《资治通鉴》更是用书名直截了当地表明:写历史的作用就在于给今天提供经验教训。司马光在《进书表》中说,《资治通鉴》撰述的重点,正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无数事实证明,历史能令人遇事温故而知新,慎思明辨,对于培养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和情操,对于国家的治乱兴衰、得失成败,意义深远。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连载4天。这篇文章讲述了封建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毛泽东读后,连连称赞是好文章,中共中央将其列为全党整风学习的材料。

  1944年11月,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9年春,党中央从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路上又提起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无论“甲申对”“窑洞对”还是“赶考对”,都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认识与主动借鉴。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从总结历史中开辟未来,科学分析和把握历史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高度,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宏阔视野和深邃眼光,反复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因为有了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正是因为有了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历史固然属于昨天,但历史关乎今天和明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下,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继续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思考过去、瞩望未来,历史中沉淀的,正是走向未来的力量。(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