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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深处的暖灯

时间:2021-12-05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03日 15版) 作者:赵丽宏


 
二○○○年春,徐开垒(左)在赵丽宏的新居做客。

 

  【文坛述往】

   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已经有五十多年,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记的,是曾经鼓励、指点、帮助过我的那些文学编辑。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在天津,在南昌,在成都,在南京……和这些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个亲切的名字,想起他们,我的心里会感到温暖。其中一位,便是徐开垒先生。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崇明岛上的一个插队知青,在艰困孤独的环境中,读书和写作成为我生活的动力。我把自己的习作寄给了《文汇报》,但没有信心。《文汇报》的副刊,是明星荟萃之地,会容纳我这样默默无闻的投稿者吗?出乎意料的是,我的一篇短文,竟然很快就发表了。发表之前我并没有收到通知,以为稿件已石沉大海,或许被扔进了哪个废纸篓。样报寄来时,附着一封简短的信,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信的内容:“大作今日已见报,寄上样报,请查收。欢迎你以后经常来稿,可以直接寄给我。期待读到你的新作。”信后的落款是“徐开垒”。

  读着这封短信,我的激动是难以言喻的。虽然只是寥寥几十个字,但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是多么大的鼓舞。徐开垒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我读过他不少散文。他的《雕塑家传奇》《竞赛》和《垦区随笔》,曾经打动少年时的我。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是开垒先生在主编《文汇报》副刊。对我这样一个还没有步入文坛的初学者,开垒先生不摆一点架子。此后,只要我寄去稿子,他都很快回信。在信里他没有空洞的客套话,总是给我真诚热情的鼓励。如果对我的新作有什么看法,他会一二三四地谈好几点意见,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写满几张信笺。即便退稿,也退得我心悦诚服。他曾经这样对我说:“因为我觉得你起点不低,可以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对你要求高一点。如果批评你,你不要介意。”我怎么会介意呢,我知道这是一位前辈对我的挚切期望。

  开垒先生是一个忠厚善良的人,对朋友,对同事,对作者,对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读者,都一样诚恳。记得一年春节前,我去看望他,手里提着一篓苹果。那时食品供应紧张,这一篓黄蕉苹果,是我排很长时间的队,花三元钱买的。我觉得第一次去看望老师,不能空着手。到了开垒先生家里,他开始执意不收这篓苹果,后来见我忐忑尴尬的狼狈相,才收下。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以后不要送东西,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你又没有工资。我希望的是不断能读到你的好文章。”这样一句朴素实在的话,说得我眼睛发热。春节过后,开垒先生突然到我家来,走进我那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他说:“我知道你在一间没有阳光的屋子里写作,我想来看看。”先生的来访,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走的时候,开垒先生从包里拿出一大袋咖啡粉,放在我的书桌上。那时,还看不到“雀巢”之类的外国品牌咖啡,这包咖啡粉,是他从海南岛带回来的。此后,开垒先生多次来访问我的“小黑屋”,和我谈文章的修改,有时还送书给我。开垒先生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也不善言辞,面对自己尊敬的前辈,我总是说不出几句话。有时,我们两个人就在台灯昏暗的光线中对坐着,相视而笑。在他的微笑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年轻后辈深挚的关切。他是黑暗中的访客,给我送来人间的光明和温暖。

  1977年5月,上海召开迎接春天的第一次文艺座谈会,一大批“失踪”很久的老作家又出现在人们面前。那天去开会,我在上海展览馆门口遇到开垒先生,他兴奋地对我说:“巴金来了!”他还告诉我,《文汇报》这两天要发表巴金的《一封信》,是巴金复出后第一次亮相,是很重要的文章,要我仔细读。在那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巴金和很多著名的老作家。座谈会结束的那天下午,在上海展览馆门前的广场上,巴金和几位老作家一起站着说话,其中有柯灵、吴强、黄佐临、王西彦、草婴、黄裳等人,他们都显得很兴奋,谈笑风生。我也看见了开垒先生,他站在巴金的身边,脸上含着欣慰的笑,默默地听他们说话。

  开垒先生约巴金写的《一封信》发表在《文汇报》,是当年文坛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文汇报》的文艺副刊,在开垒先生的主持下,从此进入一段辉煌的时期。很多作家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都是发在《文汇报》的副刊上。副刊恢复了“笔会”的名字,成了中国文学界一块引人瞩目的园地。

  1977年恢复高考,我曾犹豫要不要报考大学,觉得自己走文学创作的路,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找开垒先生商量,他说:“有机会上大学,就不应该放弃。”他告诉我,他当年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是在抗战时期,大学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还对我说,大学毕业后,可以到《文汇报》来编副刊。开垒先生的意见促使我决定参加高考。不久后,我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进大学后,我常常寄新作给开垒先生,他一如既往地鼓励我。记得读大二时,我写了一首长诗《春天啊,请在中国落户》,表达了对中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欢欣和期待。诗稿寄去不久,就在《笔会》副刊上以很大的篇幅发表,在校园里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看到这首诗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为我发表诗作而高兴,并告诉我,这首诗也写出了他的心情。经开垒先生发出的这首诗,如今还经常在全国各地被人们朗诵。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开垒先生曾力荐我去《文汇报》工作,最后我选择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虽然有点遗憾,开垒先生还是为我高兴,他说:“也好,这样你的时间多一些,可以多写一点作品。”1983年,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开垒先生知道后,比自己出书还要高兴。他说:“第一本散文集,对一个散文写作者来说,是一件大事情,你要认真编好。”我请开垒先生为我作序,他慨然允诺。他很细致地分析我的作品,谈生活和散文创作的关系,还特别提到了我的“小黑屋”。每次,我翻开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读序文中那些真挚深沉的文字,就感觉开垒先生坐在我的对面,在一盏白炽灯的微光中娓娓而谈,我默默倾听,推心置腹之语,如醍醐灌顶。

  1998年,文汇出版社要出版开垒先生的散文自选集,这是总结他散文创作成就的一本大书。开垒先生来找我,请我写序。我说:“我是学生,怎么能给老师写序?应该请巴金写,请柯灵写,这是你最尊敬的两位前辈。”开垒先生说:“我想好了,一定要你来写,这也是为我们的友情留一个纪念。”恩师的要求,我无法推辞。为了作序,我比较系统地读了他的散文,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八九十年代,跨度大半个世纪,他的人生屐痕,他的心路历程,他在黑暗年代的憧憬和抗争,他对朋友的真挚,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都浸透在朴实的文字中。读开垒先生的文章时,我想到了他的人品。在生活中,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对朋友的真挚在文学圈内有口皆碑。他一辈子诚挚处世,认真做事,低调做人,从来不炫耀自己。只有在自己的文章中,他才会敞开心扉,袒露灵魂,有时也发出激愤的呐喊。他的为文和他的为人一样认真,文品和人品,在他身上是高度统一的。开垒先生的沉稳、执着,和文坛上某些急功近利、朝秦暮楚的现象形成极鲜明的对照。他后来撰写的影响巨大的《巴金传》,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他用朴素的语言、深挚的感情,叙写了巴金漫长曲折的一生,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大师的爱戴和敬重,也将自己对文学的理想,对真理的追求熔铸其中。

  人生的机缘,蕴涵着很多因素,言语说不清。开垒先生曾经告诉我,如果没有叶圣陶、王统照先生的指引,如果没有柯灵先生的提携和栽培,如果没有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师的关心和影响,他也许不会有这一生的作为。在我身上,其实也一样,如果没有开垒先生和很多前辈当初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我大概不会有今天。《笔会》于我,并非发表作品的唯一园地,而开垒先生在黑暗中对我的引领,在艰困中对我的帮助,却是谁也难以替代的唯一。

  (作者:赵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