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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德碑前说官德

时间:2021-12-04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王友良


现存苏州碑刻博物馆的“观德碑”,刻于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碑刻分上下两部分,上为“观德”二字,正书大楷,为宋代苏州知府赵与筹题写。下为一篇《观德亭记》,作者王景齐,苏州人。

“观德”,取自孔子“射观德兮”。射,指的是射礼。儒家经典《礼记·射义》说:“君臣相与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则安则誉也。”孔子传授给弟子的六种技艺——礼、乐、书、数、御、射中,射是其中一项。

古代射礼有四种: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的人而举行的射礼。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

阅读王景齐的文章,可以得知苏州对行“乡射”之礼的重视。淳祐二年(1242年)正月,赵与筹“再镇吴门”,“行乡饮于郡学”,“四月壬午,合乡射于学之圃”。为弘扬射礼的教化,社会贤达对旧乡射亭进行翻新,即“撤射亭而新之”,并命名“观德亭”,赵与筹书“观德”二字,立碑记事。

冷兵器时代,人们特别重视弓箭以及射箭技能的训练,皇家宗室、文武官员都必须认认真真练习射艺,传习礼乐,崇文尚武,文武兼修。到了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进一步提出了“射以观德”的思想,他说走路、行仪都表现出一个人的德行。射箭犹如做人做事,“箭随意走、心正箭直”,看一个人射箭,就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德行。所以,传统习射很有讲究,要求正心修己,内在心志要正直而专一,外在身体也要端庄自然,然后持箭张弓,瞄准靶心,心无旁骛,顺势而发。

射礼中,讲究谦和、礼让、庄重和坦荡,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这其实是重视人的道德自省。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称为“德相”,所以古人说“投射易学而射道难学”“射艺易成而射德难成”,这就把射礼上升为“道”与“德”的哲学范畴了。

观德碑对“射礼”的弘扬,体现的正是传统社会对“道”与“德”养成的重视。赵与筹作为苏州知府,重视社会良好风尚的养成。王景齐在文章中赞扬他“憩棠阴于衮绣之乡,德爵无慊于范公”,这位范公就是苏州人范仲淹。王景齐介绍赵与筹主政苏州时,“犹念风漓俗靡浸不如古”,主张“一变而还其初”。王景齐还说:“礼者,化之枢也”,进而感叹:“风动教化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政之大者,无不修此。”

据史料记载,赵与筹三任苏州地方长官。嘉熙三年(1239年),赵与筹首任平江知府(宋时苏州称平江),第二年,“郡中饥,分场设粥,以寓公方万里,为人所推敬,委请董役,全活者数万人”。观德碑的产生,是他以观文殿学士二任平江知府期间,史称其“行乡饮射礼于学宫,复修饰殿堂、斋庐,广弦诵以严教养,学官弟子为立生祠”。赵与筹三任平江知府,是在景定年间(1260年—1264年)。

除三任苏州知府外,赵与筹在淳祐年间(1241年—1252年)任临安知府,还曾担任建康、扬州、镇江等地知府。他的政绩在临安表现突出,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南宋的都城。

《临安志》对赵与筹在临安的治绩记载颇详。提到临安,总离不开西湖,赵与筹也曾治理西湖。淳祐七年(1247年),西湖大旱水涸,朝廷令临安府开浚,菱荡有妨水利,要求“四至并依古岸,不许存留菱荷”,赵与筹“奉诏惟谨,于是尽除翳塞,稍复承平之旧”。赵与筹还新筑自北山第二桥至曲院的小新堤,“步夹岸植柳,与苏堤同,通道灵竺,游者便之,半堤作堂甚伟,以憩游人。”

赵与筹关爱百姓,在临安设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雇请贫妇乳养。盛暑时节,病者颇多,赵与筹创局制药,令医生分行巷陌,诊视与药,月为费数万,多所治疗,百姓赴局请药者络绎不绝,民甚赖之。他还重建平籴仓,每岁敛散,以平市价。

赵与筹有他的政治理想。宝祐五年(1257年),他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此书是依据《资治通鉴》编写的一本书,以事件为核心,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赵与筹认为“奸谀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济者,奕世流芳;贪刻暴殄者,子孙贻殃。”这种观念与理想体现的是一个封建时代官员在治理一方时,对个人品德言行与实践操守的自持。

清官况钟可以说是苏州廉洁文化的一张名片。去年,苏州西美巷况公祠进行大修时,“观德碑”被复制搬进况公祠,立于况钟享堂一侧,与清代重修况公祠的记事碑遥遥相望。聚古贤守于一堂,品味其官德,观者应更有精神上的收获。(王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