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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着地面行走 与时下生活同步

时间:2020-03-13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杜卫东,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社长、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近年有《杜卫东自选集》4卷及多部散文集和长篇小说出版。

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构成了中国的日常表情

记者:前不久出版的《因为爱,所以坚持》一书收录了几十位渐冻症病人的故事,其中一位渐冻症病人是您曾经的采访对象,为此您写了一篇散文《为了爱,所以坚持》。您为什么擅长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杜卫东:我一直关注社会上的普通人,这应该是一个作家的职业操守。我的作品,无论散文、报告文学或是小说,基本以“小人物”为主角。作家要有悲悯情怀,要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构成了中国的日常表情。把他们真实描摹出来,就是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留下了逼真的剪影,其生命力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淹没。我希望我的文字不高居云端,而是紧贴地面。 

我刚出任《小说选刊》主编时主持改版,改版后第一期的封面选用了一幅纪实性很强的摄影作品《民工午餐》:一个青年民工正在工地上吃午饭,右手抓着几个馒头,嘴里塞着吃了一半的馒头,冲着镜头真诚地微笑。有人认为把民工搬到文学期刊的封面上“不伦不类,也不美”,那个民工嘴里塞着馒头“实在不雅”;但也有不少支持者,说“看了封面,眼前一亮,心灵受到震撼”“民工的形象感人至深,看了想哭”“拿在手上,久久不愿放下,我流泪了”。面对争议,我很坦然。我的文学理念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即,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事实上,了解大众的生存状态恰恰是作家所需要的,因为那是创作之源。阅读他人的生存状态也是读者所需要的,因为这会促进人与人心灵之间的融合与沟通。 

记者:有人认为,作家不用深入生活也能写出好作品,因为作家平日就一直处于生活之中,对此您怎么看? 

杜卫东: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早先我写报告文学,尤为需要紧贴时代,关注现实生活。后来我写小说,报告文学作家的职业敏感对我的小说创作很有影响。创作来源于生活,离不开生活,如果你想要写好某一类题材的话,必须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来的故事才更鲜活。长篇小说《江河水》就是由我的报告文学《大江东去》衍生而来,基本素材完全来源于实地采访。我看到网上有不少普通读者的评论,一部近70万字的小说他们可以一口气读完,在纸媒陷入低谷的今天两次再版,而且市场早已售罄,不能不说是因为这部作品带有鲜活的生活露珠。其实,历史题材的作品对现实也是某种折射;即便是用意识流创作手法完成的作品,也会有现实的碎片呈现其中,不可能完全凭空想象。 

生活中一次偶然的见闻常常就能激发出我的灵感。比如,我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晨在使馆区晨跑,时常见到一个女孩冲我微笑,那笑容犹如冬日里的一缕阳光,于是就有了散文《永远的微笑》。这两年,我发表了多篇写“小人物”的散文,如《路边有个剃头匠》《优优的眸子》《买瓜记》《郝老哥》等,无一不是生活给我的灵感。 

我的散文《明天不封阳台》,背后有这样一段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住房不足40平方米,为了拓展使用空间,决定把阳台封闭。封阳台的工人第二天就要来了,傍晚我推开阳台的门,突然听见了“咕咕”的叫声。循声望去,见一只灰黑色的鸽子正卧在一块木板下孵蛋。顿时,一种久违的情感在心头油然而生,决定缓封阳台。其实,关爱自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点。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曾提出过生态伦理思想,其表述虽有差异,但在推崇“天人合一”的生态模式上是基本一致的。先秦诸子中,也多有“厚德载物”的论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猎取几近贪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成了每一个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曾试图就此成文,只是没有合适的切入点。阳台上的“不速之客”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回到案头,我一气呵成。 

的确,我们就在生活中。到了我现在的年纪,很多经历都可以成为我的创作素材。可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经历毕竟是有限的,要做到持续写作,不断拿出新作品,仅靠自己的生活,写作资源就会枯竭。我热爱生活,深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件自然的事,因为深入生活的实践,给了我丰厚的回报。 

点亮社会良知是作家的职业操守 

记者:由您和周新京创作的长篇小说《江河水》,记录了一座港口的改革开放历程,后由您改编为电视剧本《江河水》。如您所说,小说所依据的主要事件都是实地采访得到的第一手素材。您为什么要创作这部作品? 

杜卫东:《江河水》可以有多重解读,展示为官之道是一个重要指向。我是想通过小说中江河等人的故事,呼唤时下久违的英雄情结,让作品中能有“伟大心灵的回响”。 

小说最终取名“江河水”也有其内涵。《江河水》这首曲子原是演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悲怆而哀伤。对于《江河水》,有人听出的是悲切忧伤,有人听出的是凄凉无助;我听出的却是激越、悲壮和力量!你看,一个弱女子千里寻夫,长哭三天三夜,竟哭倒了八百里长城,见到了砌入墙垛的亡夫,这是何等壮哉!它说明,一个人为达到目的矢志不渝,就能感天动地。这既是对小说主题的诠释,也可以理解为对为官之道的一种解读。 

《江河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不少于30个。他们中,一类是有生活原型的,像江河、沈奕巍、程志、刘黑子等;一类是没有生活原型的,如鲁迅所说,脸在河北、嘴在河南,拼凑而成的人物,像秦池、秦海涛、卢茜等。 

确定了这些人物后,我和新京思考:通过他们的纠结与碰撞、坎坷与命运,要向读者传递什么呢?这似乎又是一个要被一些人嘲笑的命题:写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就行了,还想当别人的“人生牧师”吗?我认为,生活中还有一些普通人,即使掌握一点小权力,在权力寻租时,其贪婪的心态并不亚于贪官。这种社会生态的形成,固然是各种社会合力的作用,但是和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炫富、媚俗、道德弱化等社会心理不无关系。 

我们不能夸大文学的功用,不过,正能量的传播确实会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很早以前,就有批评家通过研究众多的小说文本发现,有些当代小说的动力是“恶”与“卑微”。真如是,则令人担忧。末路上的文学会让动力丧失,灵魂缺位。如果这样的作品充斥文坛,民族气质何以高贵?民族精神如何彰显?点亮社会良知,应该是文学写作者基本的职业操守。长篇小说《江河水》和同名电视剧,应该说是我的文学理念的一次践行。 

记者:大家普遍认为通达好读、故事性强是优秀小说的一条重要标准,但也有人说:故事性强,文学性就差,作品就容易“掉档”。您怎么看? 

杜卫东: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回避对纯文学的认识。文学走入低谷,固然是多种原因的合力,但和相当一部分文学的写作者忽略了文学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使命有关。那么,它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使命是什么呢?写作应该是为他人,为大众的,它是从积极的方面去影响别人生活的一种手段。 

雨果认为诗人有一个债主,那便是人类。他进而指出,成为人民的一个伟大的仆人,这肯定不会对诗人有任何损害。因为诗人的职责便是要为人民发出呼声,唤醒人民、催促人民。他甚至认为,对于一个诗人或者小说家,避免使自己的精神对当代人有所影响,把个人的利己生活和全社会伟大的生活隔绝起来,这是一种错误,而且是犯罪。作家巴金说:“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对我生活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写作应该站在一种公共的立场上,怀着一种爱和真诚,向人类和世界表达一种祝福的情感;而绝不仅仅是作家“安妥”自己灵魂的方式。 

时下,少数作家不关心人民疾苦,过于玄虚高蹈,过于圈子化,只追求小众的趣味,使文学渐渐疏离大众。我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的写作,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决不能因为追求所谓纯文学的纯,只注重了包括语言、叙事方式、叙述技巧在内的形式,而忽略了作品的精神向度。 

那么,是不是一讲故事,文学性就降低呢?故事应该是小说的基本层面。雨果在《论司各特》一文中,对书信体小说、叙述体小说的缺陷加以分析后,提出了戏剧式小说的概念,就是在小说中适当运用一些戏剧描绘的技巧。他认为小说不是别的,而是有时由于思想,有时由于心灵而超出了舞台比例的戏剧。小说家的意图就是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讲述一个有用的真理。我以为,说故事性一强作品就“掉档”的一些作家,恰恰是因为本身缺乏结构故事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讲悲剧的时候,认为故事情节是第一位的,人物是第二位的。即便是把艺术的形式、方法和技巧看得高于思想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提到,“从三个方面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也把“讲故事”放在了第一个层面。一般而言,在一部戏剧或小说中,故事情节是框架,人物在具体情节中活动、碰撞,展示出自身的道德和气质特征。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和环境的原生态被格外看重,但依然经常用故事来推动情节、刻画人物、表达意向。我们主张的故事性,正像雨果所强调的那样,要“有趣”,即不是浮在生活表层,对生活缺少独特感悟的俗套故事,而是在具有戏剧性的同时又具有史诗品格,它应该有着深广的社会人性内涵和揭示力量。 

感动是人们最大的阅读期待 

记者:各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的优秀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您觉得是什么? 

杜卫东:契诃夫在《对艺术法则的探求》一文中说过:“人们可以把各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的最优秀的作品收集起来,放在一起,使用科学方法来理解,其中有一种什么共同的东西,使他们彼此相近,成为他们价值的原因,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法则。” 

法则是什么?契诃夫没有说,我给出的定义是:感动。文学靠什么打动人心,它不是靠对丑恶的描摹,对残酷的抒写,对苦难的堆积,对冷漠的赞扬,对财富病态的崇拜。它是靠爱与真诚来传递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这个情感的名字叫——感动!感动,也是人们最大的阅读期待。其实,在黑暗中发现光或许是最难的;作家不应粉饰生活,但也不要让人性中的高贵与美好变成盲点。 

在小说创作中,叙事主体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叙什么”和“怎么叙”都会受到叙事主体的叙事观念和个性的制约,反映出叙事主体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写作活动就是文学主体对社会的一种介入。因此,作者在写作中不能伪装中立,而必须“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归根结底,文学的使命是让人离野兽更远而不是更近。 

《江河水》中,即使是反面人物也有人性的亮点。如,贪官秦池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为使自己平稳退休处处与江河作对。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从基层干到副局长,也有自己的付出。只不过,在诱惑面前,他终不能自持。 

感动是人性的闪光,而不是某种观念的传递。 

记者:近日,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等相关文件,据说您正在创作的长篇作品也是以此为背景、以养老为主题? 

杜卫东: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适时提出“健康中国行动”,心系百姓、造福大众,文学创作自然不应该缺位。我已经进入创作准备阶段,不仅走访了养老院,相关的社会领域也都在我的注视之内。因为这是一次较大的创作行为,它将精准切入时下生活,通过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直面健康养老领域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你知道,我的创作一向注重故事性和可读性,自信它会扣人心弦、精彩纷呈。(记者 赵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