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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红岩》背后的真实历史及惨痛教训

时间:2019-09-11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铁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重要保障。然而,在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不少因执行纪律不严,而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惨痛教训。红色经典《红岩》的背后,就隐藏着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教训。

川东党组织大破坏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纪律松懈对于我们党来说具有极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危害,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迁就、容忍、纵容,否则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一 

1948年的春天,一份共产党办的《挺进报》竟然堂而皇之被投送到西南最高军政长官朱绍良桌上。暴跳如雷的朱绍良把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骂得狗血淋头:

“不是说共产党在重庆再无活动了吗?动用一切手段,马上查,彻底查!”

顶着限期破案压力的徐远举不得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特务行动,几经曲折,徐远举终于在《挺进报》的传播中找到了突破口。

《挺进报》是重庆市委机关报,是秘密刊物,主要在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中传看。然而,一些党员干部阅读《挺进报》时,却无视保密要求,随意扩散。党员陈柏林把《挺进报》给社会人员传看,很快被特务们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盯梢,工运干部任达哉暴露了。

4月1日,任达哉被捕,酷刑下此人很快叛变,特务逮捕了在茶馆与任达哉接头的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

许建业不怕死,他早已准备为党的事业赴死。被捕之后,特务们在他身上考验无数酷刑,却连他的姓名、职业也没有搞到。

但许建业非常焦虑,他后悔自己的麻痹:将18份党员自传等党的机密资料放在公司宿舍床下的皮箱里。因担心这些机密材料落入敌手,他焦急地做着那个看似老实的看守兵陈远德的工作,轻率相信了陈远德同情革命的假话。许建业给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答应给他4000万元,以后有功革命,还可以得奖”。陈远德转身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许建业莽撞的举动暴露了党在志诚公司的据点,特务守伺志诚公司,中共川东临委第三号负责人、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于是落入了圈套。

对许被捕一无所知的刘国定,带着下级涂绪勋去志诚公司找许建业。在刘国定看来,城市的地下工作既舒服又简单。前不久,川东临委决定相关负责人必须下乡领导农村工作,他嗤之以鼻、拒不从命,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无可奈何;管经济的党员何忠发按规定不肯借钱给他,他向组织诬告何忠发有经济问题,何忠发有口难辩。

刘国定、涂绪勋两人一进许建业的办公室立即被扣。形势严峻,刘国定偷偷和涂绪勋对好口径:涂绪勋向特务声称是老乡,前来借路费,理由充分合理,随后被释放;刘国定拿出自己的公开身份——“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刘仲逸”,希望骗过特务。

刘国定忘记了,由于他长期无视公开身份的掩护作用,以“黄先生”的身份在志诚公司出入,这样的口供已如薄纸一张,一戳就穿。徐远举抓住他多重身份的矛盾穷追猛打。刘国定难以自圆其说,害怕了,“看来不承认点事不行,对了,南岸海棠溪有两个党员邓新丰和李忠良,我早就安排他们转移,就把这个地点告诉特务,免得受刑吃苦”。

于是刘国定自称是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交代了邓新丰和李忠良的地址。

万万没有想到,邓新丰和李忠良两人不听招呼并没有撤退。4月8日,两人被特务抓捕,李忠良叛变。特务顺藤摸瓜秘密抓捕了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关系人——余承安,采取即抓即放的手段,对冉益智张网以待。

川东党组织得知许建业、刘国定两位主要领导被捕后,紧急部署,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撤离重庆。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离开了城区,不过他为人“机警”,当年领导达县女中学生运动时,他听到对方批评学生运动“大概有共产党在活动”时,就以“强龙难压地头蛇”为由,迅速在学生游行的行列中开了小差。这次,他又“机警地”主动打电话给余承安妻子,探听余承安情况,还暴露了自己要到北碚的行踪。特务们求之不得,在北碚街上逮捕冉益智。“机警”的冉益智马上认清了形势,立即叛变,不仅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交代出大批党员,并指认被逮捕的刘国定是市委书记。徐远举如获至宝,再次审讯刘国定,刘国定彻底叛变。

刘国定、冉益智在特务面前争宠邀功,竞相出卖他们所知道的川东临委、重庆市工委、上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带领特务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党组织。大破坏从4月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21日,先后造成约133名中共党员被捕;川东党组织被迫举行华蓥山起义,遭到失败。组织破坏和起义失败两个事件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川东党组织元气大伤。 

二 

黎明前夜,川东党组织遭受大破坏,令人扼腕,发人深省。还原历史真相,不难发现:广泛的纪律松懈是川东党组织大破坏的重要原因。

一些身居高级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薄。譬如叛徒刘国定,一名老资格党员,身居要职,但政治纪律意识相当淡漠,他贪恋城市工作的安逸平稳,拒绝党组织关于下乡开展农村工作的决定。对此,临委书记王璞曾向上级领导反映,结果却不了了之。叛徒涂孝文,被捕前是川东临委副书记。抗战时期,此人在四川泸县党的秘密机关工作时,就因生活作风有问题(与邻居的有夫之妇关系暧昧,你来我往行为轻浮)而暴露。对党内高级负责人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坚决惩处,实际就是迁就纵容。从大屠杀中逃生的罗广斌尖锐地指出“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

一些党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破坏发生后,川东党组织马上行动,要求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保存力量。如此重要明确的指令,却没有被相当多的党员坚决执行。《挺进报》负责人陈然收到上级发来的暗语信件“近日江水暴涨”,本应立即撤退,但他迟疑不行,仍想坚持,结果付出本人被捕,《挺进报》机关遭破坏的惨重代价。党组织通知交通员罗志德撤退,他为收回一亿元的钱款不愿撤退,还声称“炮还没有打响,人哪能就跑了”,最终被捕。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得知与其熟悉的冉益智叛变、川东临委要求撤退的警示后,掉以轻心,熟视无睹,时隔8个月后被捕,酿成了大破坏向川康党组织蔓延的恶果。

普遍缺乏秘密工作纪律意识。除了许建业的教训,还集中体现在《挺进报》的阅读、传播上。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曾沉重地回忆道:“我当时曾听说:《挺进报》在有些地方,先是党员看,过后‘六一社’社员看,进步群众看,都看过后无人看了,用来包花生米;花生吃完了,将《挺进报》一丢了事。自然这是个别现象,但可见纪律松散之一斑。”

 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党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党所面临的风险与考验依然严峻。正因为此,上述历史予以今天的启示依然深刻:

首先,必须坚守党的政治纪律。党的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方面需遵守的规则,是党最重要的纪律。当时川东党组织上层负责人,在执行党的政治纪律方面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刘国定、冉益智政治纪律意识涣散,没有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坚定性与自觉性,一旦被捕就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政治信念摇摆,政治底线丧失,迅速滑向背叛的深渊,成为革命队伍最凶恶的敌人。因此,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是新形势下各级党组织的首要政治责任,是合格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

其次,必须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党的组织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执行政治纪律的组织保障。反观川东党组织大破坏的经过,就会发现存在比较严重的组织纪律意识松懈的情况。如缺乏保密意识的许建业,放弃合法身份掩护的刘国定、忽视组织撤退要求的邓新丰、李忠良……正是他们平时疏忽了组织纪律要求,给敌人可乘之机,造成破坏事件迅速恶化、升级。严明党的组织纪律,任何时候都是推进党的各项事业顺利发展必须具备的组织保障,在党的组织纪律面前,没有特殊党员,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能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第三,必须严肃党的经济、生活纪律。这两项纪律是规范与约束党员经济工作和日常生活行为与道德的准则。每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做到廉洁自律,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只有这样才能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当年川东党组织大破坏中那些叛徒,在平时就常常违反生活纪律,直至从量变到质变,在关键时刻放弃节操和信念。由此可见,严肃党的经济和生活纪律,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预防与治理腐败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党的干部政治生命的具体措施,这道制度性的防火墙需不断筑牢,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总之,川东党组织大破坏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纪律松懈对于我们党来说具有极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危害,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迁就、容忍、纵容,否则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是已被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铁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严肃党纪的新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强调凡违纪行为都不能放过,更不能放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我们党定会进一步严明各项纪律,强化根本宗旨,永葆政治本色,更好带领人民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简奕 杨新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纪委)